和颜长官百咏 其五 渔父

　　诗人在回家途中所乘的船在武昌被大风阻滞，只好暂留武昌。全诗用了委婉曲折的抒情手法，前后两层意思乍看相反相对，实则相辅相成；尤其是后面故作解脱流露的却是更深更沉的愁思。前两句从正面入手，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以水喻情，形象生动。后两句曲折委婉，从反面表达自己的情感。恨不得一步便跨入家门却被滞阻在半路的诗人是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整日间到水边散步的。最后一句同样如此，表面上说自己“贪看”武昌有名的柳絮飞花的景致而忘记了忧愁，事实上却正表明了心中无尽的愁绪。

　　这首小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就眼前景色取喻。所谓“无穷归思满东流”，是以水流无尽比喻内心的无限归思之情。这种手法并非方泽独创，如李白有“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之喻；李煜则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四人皆以流水喻情思，李白喻相思之情，李煜喻愁苦之情，欧阳修喻离愁之情。不过方泽诗也有其独到处，就是即景取喻。人在船上，船在江边，临流凝睇，取水为喻，显得十分自然贴切；这水不是虚指，而是眼前的实物，这种即景取喻，最易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其实，全诗更“惊人”的妙处还在于委宛曲折的抒情手法。朱熹说，文章“曲折生姿”，这首诗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委宛曲折、波澜起伏的抒情手法。一个人的心情，如果表现得太率直，则一览无遗，索然寡味；如果拐个弯，换个角度，欲擒故纵，欲抑故扬，便比较耐人咀嚼。这首绝句将诗人的心思和盘托出，却又盖上一层纱巾，让人去端详回味。明明是为风所阻，不得不停泊武昌，颇有迁怨于风之意，他却说“江上春风留客舟”，如同春风有意，殷勤劝留。实际是“阻”，却说“留”，这里是一折；明明是因被风所阻，无端惹了一怀愁绪，心烦意乱，他却说“与君尽日闲临水”。“君”是谁，诗人没有说，指船或者同船的友人均说得通。这无关大的主旨。重要的是“闲”字，诗人并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临流赋诗，这是实“愁”而说“闲”，这里又一折；明明是心中有无穷归思，有无尽乡愁，根本无心欣赏柳絮飞花，他却说“贪看飞花忘却愁”。固然，武昌柳是很有名的，古来诗人都喜欢吟咏，如孟浩然诗说：“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但是，诗人此时的漂泊之感，使他无心去欣赏武昌的花柳。无心而说“贪看”，这里再一折。一波三折，委曲尽情，意味深长。大凡故作宽解之语的人，都缘于不解之故。这首诗正是因不解而故作宽解语。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故作解语式的委宛曲折的表现手法，是很合乎心理逻辑的，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

　　宋代蔡绦《西清诗话》说，方泽“不以文艺名世”，而《武昌阻风》一绝“诗语惊人如此，殆不可知矣”，对这首诗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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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写月色微微，云彩轻轻，二更时分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听着咿咿呀呀的摇橹声，船家告诉他，船刚开。从船舱中往回望，只见孤城笼罩一片烟雾迷蒙之中。这一切仿佛做梦一样。景和情的和谐，巧妙地烘托出了醉醒后的心理状态。

　　下片承上，描写醉后的形态。他头巾歪一边，扇子坠落舱板上，藤床分外滑腻，仿佛连身子也挂不住似的。“巾偏扇坠藤床滑”，短短七个字，就将醉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词人终于记起来了，他刚才还真做了个梦。但天地之间，一叶小舟托着他的躯体迷蒙的江面上飘荡，朋友亲人们都已天各一方，向何人诉说呢？词人不禁有些愤慨了，这样飘荡不定的生活几时才能结束呢？最后两句，点明了词人心灵深处埋藏的思乡之情。但他究竟做了个什么样的梦，词中依然未明说。

　　词中写月色朦胧，云彩轻柔。在二更时分，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一只刚刚出发的小船上。从船舱中向来路望去，只见一座孤城笼罩在烟雾迷蒙之中，似梦如幻，歌宴的场景仍在目前。如今醉了，头巾歪在一边，扇子掉在船板上，藤床湿腻，仿佛连人也要滚落下去了，真是醉了。忽然记起来，刚才做了个梦。想把梦境说给人听，身边却无人可说。一叶小舟载着自己在迷蒙的江面上漂荡，不知道漂到何时才能止歇。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像这只小船一样，飘飘荡荡，身不由己。何时才能安稳下来呢？何时才能够回到四川老家呢？苏缨评论说，上片最后两句“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呼应下片最后的“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修辞魅力。“歌”与“归”构成一对矛盾，象征着仕进与隐逸；“西南”与“东南”也构成了一对矛盾。这既是写实—因为苏轼是蜀人而游宦江南，故有此语；这也是象征—西南家乡象征归隐，东南游宦象征仕进。四句话，充满了矛盾对立，也含有了表层与深层的多重含义。

　　这首词，语言平易质朴而又清新自然，笔调含蓄蕴藉而又飞扬灵动，感伤之情寓于叙事之中，将醉酒醒后思乡的心境表现得委婉动人，使人领略到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词中情景交融，描述了舟中酒醒后的心境，表达了对仕宦奔波的倦意和对家乡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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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阳祖君无泽知袁州。始至，进诸生，知学宫阙状。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亡以称上意旨。通判颍川陈君侁，闻而是之，议以克合。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乃营治之东。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厥材孔良。殿堂门庑，黝垩丹漆，举以法。故生师有舍，庖廪有次。百尔器备，并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觏谂于众曰：“惟四代之学，考诸经可见已。秦以山西鏖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耶?诗书之道废，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孝武乘丰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学术。俗化之厚，延于灵、献。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闻命而释兵；群雄相视，不敢去臣位，尚数十年。教道之结人心如此。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俾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谭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赖，且有所法。是睢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

　　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记。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君、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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